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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康:未来几年可适当提升政府债务规模、赤字率

  ●我国应积极考虑适当加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结构导向选择性“聪明投资”,作为进入“新常态”的重要宏观政策方略和理性“供给管理”有效选项。●应结合发展战略、产业政策,加大高质量、高综合效益的投资力度,用中高端的“新供给”淘汰落后低端“旧供给”。

  凤凰财经综合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、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贾康21日在新供给2014年年会上表示,在全面改革的新时期要以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“聪明投资”,大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改善生态、改善民生,使我们的新常态能够在发展中,对接一个尽可能长的、中高速且质量提升的增长平台期。

  我国应积极考虑适当加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结构导向选择性“聪明投资”,作为进入“新常态”的重要宏观政策方略和理性“供给管理”有效选项。

  应结合发展战略、产业政策,加大高质量、高综合效益的投资力度,用中高端的“新供给”淘汰落后低端“旧供给”。

  未来几年可适当提升政府债务规模、赤字率,至少可在近两年2.1%的年度赤字率水平上明显提高0.5个百分点,对应于年度数千亿元赤字规模扩张。

  历经数年的经济增速下行,2014年三季度以来,我国工业、投资、消费等数据又均出现回落,引发不少“唱空中国”的言论。我们建议,从供给端入手在未来一个时期抓住国际石油、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难得历史机遇,充分运用我国高外汇储备、高储蓄及青壮年劳动力尚较充裕等多方面有利条件,按照我国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升级版的总体要求和发展方向,以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“聪明投资”,着眼于和发力于“补短板、挖潜能、转主体、增活力、提效率、可持续”,促进稳增长、促改革、优结构、护生态、惠民生,为2015年和“十三五”及长期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,实现“两个100年”目标,奠定坚实基础,并为全球经济稳增长作出积极贡献。

  从国内外发展经验看,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,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,也是国家经济硬实力成长性的依托和民生就业的源泉。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,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“三个没有变”体现的国情特征,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在供给端,粗放型投资驱动转为集约型投资驱动并合理扩大消费的转变过程中,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仍十分突出,为应对新阶段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,适当增加有效投资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尤显重要。我们所强调的是在决策部门实施理性的“供给管理”视界之下的选择性“聪明投资”(Smart Investment),其可把政府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结构性导向与“让市场充分起作用”的配置机制和多元主体合作制约之下审慎务实、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结合为一体。

  应当指出,我国具备进一步加大“聪明投资”的多方面有利条件和可用、可观、可贵的空间。

  一是国际环境相对有利,亚非拉国家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需求且改善愿望迫切,“一带一路”及周边互联互通战略可成为加大海内外投资的战略抓手。近期我国外交取得一系列重要进步与合作框架构建中的成果。同时可清晰看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广泛存在,以及全球稳增长的迫切愿望,已形成了对我国加快海外投资的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。金砖银行的建立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筹建进展,将成为积极的配套条件。“一带一路”与周边互联互通战略,可成为加大海内外投资的战略抓手。

  二是国家已启动“十三五”研究,即将研究启动建设一批重大经济社会工程,可成为加快有效聪明投资的重要驱动力和规划形式,落到谋划、推动发展的层面,就要涉及抓紧研究启动一批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、结构调整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经济社会工程,促进调整经济结构、保护生态、改善民生,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

  三是我国已具备前所未有的强大设计、制造和施工能力。我国具有在地域广阔、地质条件复杂地区推进铁路、公路、机场、港口、园区等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,也已具备当今全球实力最强的基础设施项目施工能力,以及适合不同经济体需要的铁路、电力等装备制造能力。总体上足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强大的项目设计、设备制造和工程施工能力水平是前所未有的。

  四是我国财政能力具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。从财政能力的整体空间分析,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,我国公共部门线%左右,参照欧盟规定的60%警戒线,我国这一比率显然在安全区内,可用空间还相当可观,亦弥足珍贵,别的主要经济体只有羡慕的份,用得好足以支持我国在较快完成“新常态”调整后乘势发展。

  从2014年财政预算运行情况分析,未来三年间如分步把公共部门负债率提高至50%左右,可增加的公共部门举债资金规模不低于6.5万亿元,并将产生拉动社会资本的明显乘数效应,可挖掘的潜力空间巨大。

  五是货币政策仍有较大作用空间。目前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率约20%,仍处于历史高点;通胀率较低,PPI已历经三年以上长期负增长;外汇储备规模巨大,至2014年9月末已达3.89万亿美元。

  在2015年、“十三五”期间及更长的历史时期,我国积极考虑适当加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结构导向选择性“聪明投资”,作为进入“新常态”、对接一个尽可能长的中高速增长平台的重要宏观政策方略和理性“供给管理”的有效选项,周密稳妥实施。

  从改革开放36年来的实际进程和成效看,我国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,总体上并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,而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,新阶段上经济增速和投资率的适当调整是必要的,但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,而是结构、质量和综合效益。

  建议制度改革重点在已有部署上继续从以下方面深化:一是简政放权、放松管制;二是消除过度垄断,实现竞争性市场准入;三是继续推进以“营改增”为切入点的财税配套改革,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合理调整及降低企业成本、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目标;四是加快以“推进普惠制金融发展、扩大金融业开放”为目标的金融多样化改革,其中政策性、开发性金融的健康发展及商业性、政策性金融与PPP(公私合作伙伴关系,亦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或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)的良性互动和结合,应当纳入通盘战略性考量;五是加快以“反映市场供求关系”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资源、能源产品价格改革;六是深化以“落实微观主体投资自主权”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;七是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、“实现投资自由化、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”为目标的对外开放制度安排的改革。

  此外,应创新国际国内投融资模式,实现“中国全球共赢”、“政府市场双到位”、“国企民企双进步”。建议在加快资金供给端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、丝路基金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组建,并发挥国家开发银行、中国进出口银行作用的同时,积极考虑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、项目建设主体和相关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主体构建问题。可借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“苏州工业园”和近年表现了上升态势的国内“连片开发”多个案例中的可取经验,运用PPP机制创新,打造公司化、国际化、市场化的基础设施和连片开发建设新局面。

  应结合发展战略、产业政策,通盘规划加大高质量、高综合效益的投资力度,用中高端的“新供给”淘汰落后低端“旧供给”。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注重首先对基本公共服务、养老设施等惠及民生的“托底”事项进行有侧重的投入;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应聚焦重点技术研发、产业升级换代、重大设备更新等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项目,进行政策倾斜支持投入;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对农田水利、现代化农场、大型农用设备、服务运行体系硬件设施等方面进行有选择的投入;在信息化进程中应注重对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、网络系统建设、网络安全、网络人才、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以引导基金等方式进行有选择投入。

  更重要的是,财政和金融政策要为“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护生态”提供有效支持。

  财政政策方面,应适当加大“积极”力度,有所作为,突出重点,创新机制。在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面,首先应当针对项目分类,选择资金来源的不同分类组合,注重积极扩大PPP制度供给创新模式的应用,特别应加大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民生项目投入。随着未来几年适当提升政府债务规模、赤字率,至少可在近两年2.1%的年度赤字率水平上明显提高0.5个百分点(即提高到2.6%以上),对应于年度数千亿元赤字规模扩张。建议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积极较快提升至年度发行1万亿元以上,用阳光化、低成本、长周期债务,替换隐性化、高成本、短周期债务,减轻政府体系实际债务负担和基础设施融资成本。

  货币政策方面,应适度放松,适当降准。实际上,在利率逐步放开而市场化的条件下,只有降准,才能真正降息,这与经济刺激政策关联不大,主要是对冲美国QE退出,降低企业融资成本,澳门正版开奖记录有利于市场稳定和供给端发展。

  拓展股权投资渠道方面,应发挥资本市场作用,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。建议在总结“沪港通”经验的基础上,可适当加大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力度,及时推出“深港通”等对外“引水”举措,通过适度扩大股票发行增加股本融资,并通过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富效应拉动国内消费增长。与此同时,建议可鼓励发展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,为“聪明投资”和“创新驱动”提供资金支持。